解读基因风口的顺风车：昌红科技

法官独立办案并不一定能保障司法公正，但法官不独立则保障司法公正的可能性更小。

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4月25日，第三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建设，能改的、好改的基本都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法学研究的这种附属性特点，使得法学理论落后于法治实践、法治实践落后于经济发展实践的差序发展现象特别明显，甚至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两张皮、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两张皮的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实质是独立主体的缺位，是靠得太近，而不是太远。同时，这些创新举措往往是实践中的自发创造，成文法中一般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依据。从认识论来看，主体与客体的脱节，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认识主体闭门造车，无的放矢，空发议论。当法治中国建设面临历史性机会的时候，能否顺利实现制度跨越，根本上取决于原则与理论的成熟程度。

我国近代以来的几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包括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赛先生，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等等，无一不是从理论与原则出发，并进而开创新局面的典型范例。进入专题： 法治实践 。很清楚，法治的概念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反对民主的阵营大体上非常维护建制，但官方和官方学者在目标上和渐进民主派最为接近。然而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政治传统里几乎完全没有与政敌妥协的文化，政治参与者之间向来是非友既敌、汉贼不两立的关系。另方面，没有法治的民主容易被滥用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毫无疑问，在主张尽快实现普选民主的自由主义学者看来，上述反民主的观点有其根本缺陷，首先在与它放大了民主的缺点，却无视民主的种种制度上的好处，并且错误地将民主简化为权力争夺的手段和游戏。

但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必须认识到，在现阶段就采取开明的措施平稳向实质民主过渡既符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符合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自身的利益。这种最佳模式（Firstbest)只可能存在于神话之中，在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从未获得实现。

简而言之，民主制度有一些与其基本功能相联系的而其自身又难以克服的缺陷：第一，民主体制下不同的利益和立场的竞争容易导致社会的分化，甚至有可能导致分裂和对抗。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该在两个方面着力以推进中国的渐进民主化：一是大力加强宪政法治建设，二是容忍及推动自下而上的基层和民间自治。针对这个现实的危险，主张立即民主化的某些人士已经提出了如下反驳性问题：第一，专制国家如缅甸北朝鲜等也不比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的情况更好，所以问题不见得出在民主化上。拉美国家在一个世纪以前比北美地区要富裕得多。

二、平等投票权（Votingequality)，即所有成员都有权投票，且所有票效力相等。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没有宪政，选民就可能民主投票建立一个极权政府（如希特勒的纳粹政府）。仅以近现代的中国政治为例：远至清末变法和辛亥革命，中至国共内战，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发生的大多数政治斗争，政敌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多是带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四，一系列非民主国家（中国、新加坡等）的经济成功，说明民主的替代体制可能更好更能够强国富民。

第二，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对话和沟通，并且选举的失败者能够根据规则接受失败的现实。在民主作为长远目标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对与中国的渐进民主化有关的两方面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一是早熟民主的陷阱，二是现有政治体制能为全面民主化所做的务实性的准备。

再如美国和南非种族隔离，也是以民主的名义实施的）。在这个基础上，民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深化和补充，但其他方式不能取代上述本质要求。

第二，社会矛盾日渐加剧并且可见度越来越高，刺激了有公共话语表达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某些官员）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一无所有的人民，因为一无所失，容易走向激进，甚至是诉诸暴力也无所顾忌，最终会成为民主体制的掘墓人而不是维护者。另外，民主代表一种普世价值，民主化等同于西化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而在当今的世界上，在某些地方，如中亚，选举为独裁的驾临铺平道路，而在其他地方，则加剧了不同群体的冲突和种族矛盾。成员之间因为要长期合作，他们之间的博弈属于反复的博弈（Repeatedgames)，因而需要彼此说服和彼此倾听。几乎所有徒具民主体制的形式却没有其实质的国家的实践都表明，盲目的选民被政治野心家所号召和发动，这是对宪政法治以及民主本身的最大的威胁，也是社会频繁动乱的根源。

在这个意义上，威权发展模式具有转轨的性质，最终要过渡到民主发展模式。三，民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泰国、菲律宾、台湾、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大多数的非洲国家的失败说明，对特定国家（如中国来说），西式民主不一定适合国情，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应当说这个定义浓缩了民主的最基本的特征，即所有适龄公民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公平的投票来实现对政治事务的平等和有效参与，其各个要素缺一不可。第三，将民主的标准抽象地界定为是否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却拒绝自由直接选举和公投这些检验民意的最有效方式，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

（五）法律必须稳定和提供可预见行，不能朝令夕改。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途径（如和党外人士对话等），使一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和公民参与协商制定政策，这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在世界政治史上，包括在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上，民主和自由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它们也有过分道扬镳的时候。此外，成功的自治也要求保障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质询权、罢免权等。然而必须重点指出的是，只有好的民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民主，而好的民主，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需要一定的成就条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情况在当今社会已经得到根本改善。

拉美国家由军政府过渡到民主体制后，上台的民主派为了取悦选民捞取选票，纷纷开出过高的福利政策承诺，由于财政收入无法兑现这些承诺，这些政府就通过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政策，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资本外逃，经济萧条，至今难以完全翻身。民间学者大致可以划分为支持和反对民主两类。

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上反对民主的某些民间声音只能是少数派。其他任何制度之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或者荡然无存，或者依赖开明统治者的恩赐而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方面的条件是，大多数公民个人和家庭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使得他们成为社会稳定基础上的良性变革的利益相关者。至少东亚国家的一些经验表明，落后国家起步的时候，由懂经济的领导人和技术精英集团组成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和政府，把经济发展当作国家目的，可以更有效率地调动资源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本国摆脱贫困。

广泛承认的法治原则包括如下几条：（一）法律必须普遍和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培养和锻炼选举能力以及培育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的最佳途经之一就是大力推行自下而上的、以法律和规则为基础的基层和民间自治。（六）法律必须合理，不能施加不合理的无法履行的义务。虽然得到无比强大的宣传机器的支持，官方理论依然难以争取到多数信众。

泛泛而论，民主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注意早熟民主化的陷阱之外，还应该务实地研究中国现在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够为推进民主化做哪些有益的事情。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过程必须满足以下五个基本条件：一、有效的参与（Effectiveparticipation)，表现在所有成员对政策的制定都有平等的和有效的表达意见的机会。第二，将执政党得领导地位作为实现民主的前提而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又陷入了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境地。

反之亦然，农民们能够在了解和理解本村事务的基础上选出一个好的村主任，也并不等于说他们就能在同样的知识能力基础上选举省级或者国家领导（而民主的目的最终必须是公民直选国家领导）。法治社会必须有一个中立不偏私的司法机构来解决纠纷。